财新传媒
位置:博客 > 杨恒均 > 袁伟时:评北大尚小明教授的恶劣学风

袁伟时:评北大尚小明教授的恶劣学风

友人传来尚小明教授的大作:《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可以如此曲解吗?——袁伟时<</span>迟到的文明>阅后小记》(团结网。以下引用此文,不再注明)我不认识尚教授,也未阅读过他的其他文章。仅从他的这篇大作看,立论的轻率和用词的轻佻在学者中非常罕见;深感必须回答,也许有助于年纪尚轻的尚教授警醒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一)立论轻率,令人惊诧

 

    尚教授的对在下的主要指责是:“袁先生认为,国民党的‘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,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,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,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’。(第167页)甚矣,如此荒诞不经之言,袁先生竟也敢讲!”

尚教授摘引的那段话来自2011年4月14日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给同学所作报告《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议问题》的现场答问的记录。当时同学问:“我们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还要走多远……”?我在回答中谈到:“从1912年至1926年间,北洋政府时期是20世纪中国最自由的时期、民间社会最强大的时期,但没有解决国家安定问题。任何国家要发展,就要稳定、自由,要有民间社会的力量和稳定的制度,几方面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实现现代化。……但当时两股力量摧毁了稳定的可能性,一个是北洋集团内部争权夺利;另一个是以国民党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。我不想说国民党的出发点不好,但他们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,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,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,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。”

孙文是政治家,不是街头小霸王,不可能天天闹事,有些地方讲点妥协,毫不奇怪。革命派,立宪派,北洋集团对缔造民国各有贡献;孙文也功不可没。但是,孙文和革命派(同盟会、国民党及其追随者)在关键时刻,“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,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”却是铁的事实。既然尚教授为国民党辩护,就让我们看看孙文和国民党民初所干的五件大事吧。

第一,不惜牺牲主权和最大的商办企业向日本乞讨,破坏南北议和。

    清政府颁发《退位诏》之前没有几天,立宪派和北洋派正全力促和,逼迫清帝退位;孙文却以“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”以及中国两个最大的商办企业——招商局、汉冶萍公司为筹码,乞求日本施恩,贷款给他。他对日本有关方面的代表说:“倘近数日内,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,则军队恐将解散,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……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,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;此次又苦心焦虑,欲以招商局为担保 ,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,亦为此。然而,虽经种种筹划,而时光荏苒,交涉迄无结果……于军队解散、革命政府崩溃之前,作为最后之手段,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,以防天下大乱。 ”[①]日方对他的信用等级评价不高,这宗交易没有做成。当部分内幕曝光后,立即遭到当时的舆论猛烈抨击。后来即使苦心为其辩护的史学家亦不能不认为这是孙文的失着。孙文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,干出这样的勾当,对日本岂止妥协,简直是跪拜了!目的却是破坏国内各派正常的妥协!

   第二,炮制有重大错误的《临时约法》,企图剥夺袁世凯的行政权力,制造了民初政治乱象迭起的制度根源。

一个浅显的道理:要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,革命派、立宪派和北洋派一定要合作。制定《临时约法》这样的大事,三方应该好好商量;最低限度要好好听听他方的意见吧?可是,这个宪法文件制定过程北洋派完全被排除在外。这是从现实出发的妥协吗?

此外,制定如此重要的文件,制宪机构本身应该有足够的公信力。临时参议院是革命派单方支配的机构。当时已决定要改进参议员选派的办法,为什么不等待新的临时参议院组成后,甚至国会选出后再来办这件大事呢?有这样玩政治的吗?

至于这个文件的内容更是漏洞百出。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私见,主要有以下几条:

1.改孙文当政时的总统制为内阁制,企图架空袁世凯,剥夺他的行政权力,否定了武昌起义后革命派一再对袁世凯作出的承诺。如此践踏妥协成果,令人吃惊!

2.没有规定公民自由的制度保障。

3.国会与总统、总理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,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。总统无权解散议会,无法把国事的最后决定权还给选民,成为后来的“万年国会”和猪仔议员的温床;把民初政坛搅成一锅浆糊,国无宁日。

4.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。府院之争肇始于此。

5.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。

如此奇葩的宪法文件,各取所需,成为民初政治乱象的制度根源!当时国民党的指导思想,核心是不择手段,为一党一派私利夺权。哪里有从现实出发寻求妥协的气味?

第三,轻率发动“二次革命”,开启了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恶劣先例。

1913年的“二次革命”,孙文不顾党内外强烈反对,一意孤行,强令动武,由于不得人心和力量对比太悬殊,不到两个月,全军覆没!后果是制造了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剥夺国民党议员当选资格的藉口,国会因而被迫停开;孙文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;国民党因此四分五裂!

从后果看,此次行动是鲁莽灭裂、无视现实、不愿妥协的典型。

不管动机如何高尚,政治家水平高低和是否成熟的标志,在于作出重大决策能否瞻前顾后,有利全局。所谓“二次革命”,国民党可说是陷入灭顶之灾。研究历史,指出孙文措施失当,有何不可?

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;辛亥革命后当记者,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。1922年1月,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:“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,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……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,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,他们无论如何,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。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。从此以后,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,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……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,到现在而达极点。”[②]将近百年过去了,号称研究民初政治,总该认真思考这一沉痛的反思吧?

第四,发动违法的“护法战争”。

袁世凯逝世,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机会再现。孙文如何操弄政治?

   他发动所谓护法战争。从法治角度看,有合法的中央政府在;支持这一行动的国会议员不足四分之一,根本达不到法定开会人数;是违法的举措。从闹革命的角度看,孙文提出一个根据:寻求真共和。他说:“如何分出真假?要从人物上看去,从前反对共和之人,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,我们万不能相信的……要除尽假共和,才有真共和出现,才有幸福可享,国家才得永远太平。”[③]

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十分危险的。从政治上说,这等于向曾在前清做过文官武将的以及立宪派、保皇党人等等宣战,因为他们都是“从前反对共和之人”。从逻辑上说,这是荒唐的,因为过去不等于现在。而从语义上去考量,“真共和”、“假共和”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。按严格的已经成为学者共识的现代民主、共和概念,孙文本人的言行就有不少与之背道而驰,其他军阀、政客更不用说了。可是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像孙文断言那样“势力在手,又主张帝制,主张复辟的。”更重要的是,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,据以定罪施刑;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。

在这个“战争”过程中,更干了不少违法勾当,包括收了德国政府的黑钱,《蒋介石日记》和德国外交部档案都有明确记载。

妥协云乎哉!

第五,南北和议的破坏者。

1917年开始折腾多年的所谓护法战争,实在混不下去了。迫于内外压力,南北开始议和,但总是无法达成协议。原因何在?参与谈判的胡汉民留下这样的记录:“初那南北议和……汉民与焉,欲辞不就。先生(孙文)谓,宜于其间为严重之监视者,不应放弃。姑于会期中南方代表将软化者,屡次以汉民意不可夺,事辄不偕。予固盛气凌人,且背后有先生与国民党,为渠辈所忌惮。”[④]原来不愿妥协者就是孙文。

综上所述,孙文在关键时刻,哪里有什么从现实出发寻求妥协?当时国内外的观察家,都把孙文看作不切实际的人物;广东人称之为“孙大炮”;要否定这些口碑,颇为困难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二)学风粗疏 说话不靠谱

 

再看看尚教授的另一大段指摘吧。为了方便阅读,让我们拆成四个小段,分别回答:

1.“袁、赵是否为刺宋主谋迄今并无定论(此处暂且不论),不知袁先生何以认定赵秉钧就是‘杀人罪犯’?”

请问尚教授,笔者在哪里说过赵秉钧是“杀人罪犯”?阁下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笔者的原文是:“江苏都督程德全、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,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、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往来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‘通电’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,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。”说的是:“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”。

尚教授的学风粗疏,说话不靠谱,令人吃惊!

2.“袁先生将民初视为‘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’的年代,也不过是他的错觉而已,有似痴人说梦。”

   政务公开的制度基础是权力互相制约和言论自由。请问尚教授,跟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相比,三权分立、有较大新闻自由的民初是不是政务更公开?

3.“他将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赵秉钧说成‘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’,则适见其出言不谨,所知有限。1926年‘三一八惨案’后,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,袁先生怎敢说‘绝后’?”

谢谢指教!戴修瓒传讯段祺瑞的故事,如果是真的,从逻辑上说,正好证明北洋时期司法比较健全,孙文发动“二次革命”是错的。

此说如此重要,尚教授没有注明来源,无疑不够严谨。估计抄自梁颂成教授的《论善德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文化传统》(武陵学刊,2010第5期),尚教授没有说明,不合学术规范。梁教授此文没有注明史料来源,尚教授认可沿用,理应查找、补注史料出处,鉴别真伪,守住历史文章的底线。尚教授违反治学常规,令人惋惜。

根据著名的《东方杂志》当时逐日记载,1826年三一八事件后至4月20日段祺瑞宣布决定引退、逃往天津的一个月零两天中,只有4月2日“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三月十八日国务院前惨杀案之结果,认执政府卫队为故意杀人,函请陆军部,交付军法审判。”,根本没有“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”之事。中央研究院院士、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教授及其助手遍查史料,编成《中华民国史事日志》,记载与之相同,可以确认《东方杂志》的记录可靠,传讯段祺瑞的故事是虚构的。

把子虚乌有的东西拿出来指斥别人,尚教授学风粗疏,说话不靠谱,再添一证。

4.“袁先生强调‘宋案’应‘依法解决’……在他看来,‘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,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’,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,不就是证明么?可要命的是,袁先生的这个有力“证据”,不过是他虚构出来的。……赵秉钧于“宋案”发生后,为自证清白,曾屡屡提出辞职,可袁世凯的态度很明确:请病假可以,辞职不准!于是,我们便看到赵秉钧遵从袁世凯的意思,一次次续请病假,并以病体未复为由抗不到案,最终拖到‘二次革命’爆发,‘宋案’不了了之,袁世凯这才允许失去‘挡箭牌’作用的赵秉钧解职。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笔者不得不第三次提醒尚教授,您又为自己说话不靠谱提供新证据了!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;4月25日,江苏都督程德全,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公布了宋案证据,包括赵秉钧与应桂馨的大量来往电信,舆论哗然;逼于压力,5月1日,赵秉钧辞职,袁世凯挽留给假,命段祺瑞代理总理,赵秉钧实际已解职,再也没有回到国务总理任上了。5月8日上海检察机关票传赵秉钧。这不是强大社会舆论的作用吗?“二次革命”不得人心,舆论逆转,国民党被视为“暴民党”,从而帮了袁世凯的大忙。7月12、15日李烈钧、黄兴点燃战火;16日袁世凯马上重新起用赵秉钧,任命他为步兵统领,兼管京师巡警事务。这时正式解除他的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名义,不过是例行手续而已。

     还要补充一句,宋案也不能简单地说“不了了之”。除了武士英在关押中被毒死;应夔臣越狱后1914年在京津火车上被砍死;赵秉钧死在1914年在直隶都督任上;袁世凯则因众叛亲离于1916年6月6日抑郁而终。重要当事人洪述祖1919年3月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处死刑。4月初被绞毙。

    尚教授认为当时“司法机关软弱无力、不能真正独立”也不准确。新生的司法系统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当时确实有权力干预司法的恶劣案例。但总的说来,无论从体制和司法人员的品格看,都与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司法不可同日而语。总的说来,司法比较独立,司法人员相对地说尚能洁身自好。不然的话,就不会有传讯当朝国务总理赵秉钧之事了。民国元年任执业律师的曹汝霖晚年回忆:“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,对于讼案,慎重审理,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。可当得清慎勤三字。”[⑤]可供参考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三)在轻浮言辞后面

 

   不同观点的交锋是学术领域的常态。尊重对方的人格,平等、自由地讨论,是学术争论的常规。持势打人的棍子党徒,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泡沫和污垢。

不幸,文革过去多年,尚小明教授的评论用词十分轻浮,有如文革大字报,距离正常的学术评论颇为遥远。。

他说袁伟时“大发其谬论”,“荒诞不经”。如此用词,除文革期间外,十分罕见。

他拿拙著《迟到的文明》开刀,但又特别申明:“这里仅论与此主题相关内容,并非评价全书,读者务请注意。”

可是,笔锋一转,他评论的不但不限于他申明的一个主题,而且直接否定袁伟时的全部学术成果。他说:“他(指袁某)的一些认识实在肤浅、迂腐,乃至荒谬。若不信,请看他对民初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是如何发表‘高论’的。”某个主题仅是他全盘否定袁伟时的突破口。逻辑跳跃,十分惊人!

再看看此文的其他文字,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。

“袁先生本人对历史的解释却常常背离基本事实,甚至可以说糟蹋历史”,

“袁先生治学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:‘敢说’。有一分材料敢说三分话,有三分材料敢说五分话,有五分材料敢说十分话,至于所说是否与史实相符,是否会误导读者,袁先生毫不在意。”

以事实为根据的“敢说”没有什么错;这是拒绝犬儒的正气,是学术的尊严和自信。我已一再说明自己的信念是“说真话,说自己的话”。

打算全盘否定某个学者的学术当然可以,但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来。迄今没有看见尚教授如何证明袁某“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”!拿争论直接有关的拙作《袁世凯与国民党: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》来说,笔者引用了82条史料;《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》引用更高达182条。尚教授应该证明,袁某如何“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”。笔者拭目以待。

尚教授也许觉得这样骂袁伟时很爽。我却为一位年轻教授如此不自重感到可惜!须知文字体现一个人的学养和教养,千万马虎不得!

几十年来,笔者在中国近代史确实建构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,因而满肚子不合时宜,被某些人视为离经叛道。因此,打压,批判,禁止发声,禁止出书,被告密,屡见不鲜!不过,那些马前卒公信力不够,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话。现在挂着北大历史系教授徽章的人出来吆喝,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市场份额呢?在互联网时代,中国人越来越见多识广,如意算盘未必能打得响。

说到以《迟到的文明》一些文字为突破口,笔者要透露一个不是国家机密的秘密:2014年夏天笔者新出的两部书《迟到的文明》和《晚清大变局》(增订第四版),上架不久就被迫下架。不说任何理由。尊重出版者的意愿,我一直忍气吞声,没有公开证实这一件事。一年过去了,没有必要再为倒行逆施保密。

命令下达前有个重要情节:送北大历史系审查!当时我还心存徼幸地认为,尽管茅海建、杨奎松等顶尖教授已离开北大,名校做历史研究的总不会太离谱吧。我不知道哪两位教授承接了这件活儿,也不知他们的审查意见写了什么。不过,接踵而至的是强制下架。

不知道这活儿与尚教授有无关系。但尚教授的这篇评论,的确使我明白,原来北大历史系有人是这样写书评的。

12年前《晚清大变局》增订第二版(书名是《帝国落日·晚清大变局》)面世,也有过离奇遭遇。有人向教育部和中宣部打小报告,说此书颠覆了圣人和经典的论断,应该禁止!中宣部下令追查。这一版的出版者——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闭门两天,通读全书后认为这是一部好书,便如实向江西省委宣传部报告。省宣要求他们组织专家审查。参审的专家阅读后也认为此书挺好,个别观点偏颇,亦是学术范围的事。审查报告上达中宣部后,主管副部长收回成命,使此书逃过一劫。

笑看尘嚣,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过是可以分析的材料。

北大和江西的专家前后对比如此强烈,真不知今夕何夕,知识人是不是堕落了!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5年5月1日写完于广州中山大学笑笑斋

 

 

 



[①] 孙文:《与森恪的谈话》(1912年2月3日),王耿雄编:《孙中山集外集》第168页 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。

[②] 梁漱溟:<</span>在晋讲演笔记>,《梁漱溟全集》第4卷第673——674页,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。

[③] 孙文:《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第四卷第113页。

[④] 《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》第一册第431页,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桂林版。

[⑤]  曹汝霖:《一生之回忆》,春秋杂志社1966年香港版第99页。


隆重推荐:孩子暑假好出处(点击查看):这个夏天,相约香港

0

推荐 1